英国人文和社会科学院（British Academy）和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2017年发布的联合报告《数据管理和使用：21世纪的治理》（Data Management and Use:Governance in the 21st Century）使用的数据治理一词，就是指向对数据管理和数据使用的治理，为了提升对数据管理、数据使用以及衍生技术的信任而设计出来的任何事物，都属于该报告所关注的数据治理。
亲权主要由未成年人住所所在辖区初审法院的监护法官进行监督。鉴于未成年人与监护人之间的关系与亲子关系存在重大不同，《法国民法典》设置了双层监护监督机制，即在监护法官监督之外，还特别设立了监护监督人制度。
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课题组：《困境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的健全》，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45页。监护监督人原则上由指定未成年人监护人的人通过遗嘱指定。[42]《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第266条、《韩国民法典》第955条、《智利共和国民法典》第526条以下、《秘鲁共和国新民法典》第539条、新《荷兰民法典》第1:358条、《魁北克民法典》第184条、《葡萄牙民法典》第1942条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104条等对监护人的报酬皆有明确规定。1964年以来，法国对亲权和监护制度进行了多次重大修改，几经修改后的监护制度，相比于民法典关于监护的初始规定，已完全面目全非。在发展利益领域必须保持一定的克制，因为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对于最好教育本身就存在很多不同的理解。
父母与子女之关系乃首要天伦之序，父母对于子女通常唯恐爱护不及，依恋、依赖父母被未成年子女视为自然而然、天经地义。对父母之外监护人资格享有者的上述顺位安排，既能确保监护职责首先由与未成年人关系最为亲近的尊亲承担，又能保证未成年人无论如何都不会发生无人监护的情况。毋庸赘言，作为法政概念的权利这一用语及观念，是近代随着所谓西法东渐移植而来的。
其中，二人均采用过权字造词，尤其是津田在《泰西国法论》卷一第一篇第六章中还采用了人民之权利一语，[16]在卷二第六篇第一章又采用了国民之权利一语。[6]至于该词移植的具体回路和重要细节，这些研究尚未考详，确切的第一手文献亦尚未入手。[38]尾川昌法，见前注[33]，第28-29页。书信秘密之自由，官吏不禁也。
[61]实际上，政府方日禁人民之互侵自由，而政府先自侵人民之自由，是政府自己蹈天下第一大罪恶。[49]正因为如此，在权利概念输入之后，近代日本逐渐产生出一种与强力相结合的权利观，乃至最终出现了加藤弘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权利观。
[60]参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93页。接着将透视权利概念在东方国家移植的传统文化基础，并分析囿于这些传统文化基础的不足而导致的译语本身的缺陷及其意义后果。[40] 台湾学者刘广京教授则更早地从基督教思想的影响这个角度，探讨了在19世纪最后二三十年的中国人人有自主之权一词在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上的含义，并分析了该词通过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何启、胡礼垣等人的广泛使用，在进入20世纪后不久开始为权利一词所代替的历程[19]尾川昌法：《明治の人権論·ノート(4)》，冈山人权问题研究所《人权21志》2003年版，第34页。
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他将这种思想概括为：以国家自身为目的者，实国家目的之第一位，而各私人实为达此目的之器具也。[14] 然而，作为确证相关结论的第一手文献依据，日本学者大槻文彦所著的《箕作麟祥君传》中的有关记载更具有重要价值。作者简介：林来梵，法学博士，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一、权利译语的创生 当今中日等东亚国家都使用权利这一概念。
文章首先将考察权利一词在中国的输入过程，并在国内学人研究结论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详作为译语的该词在中国的率先创生以及被引入日本的具体细节及相关史实的直接依据。[61]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载梁启超著，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二集·论著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版，第269页。
应该说，这是一个较之严复的职天直等语更为通俗，而较之权利一词则又更为雅训的译词，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没有取得主流地位。[50]加藤弘之早年曾倡言天赋人权，但后期出现思想转向，认为天赋人权说背离了人类社会优胜劣败的实理，不过是一种妄想而已。
作为置身于时代激流中的思想巨子，梁启超在自由权利观上难免拥有颇为复杂的思想内涵，而这种思想内涵本身又是在短时期之内通过快速摄取以日本为媒介的西方思想而形成的。为此，其内部的各种方面及要素是否得到体系化的梳理和整序，颇值得检验。注释: [1]林来梵：国体概念史：跨国移植与变迁，《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第68-72页。[13]而在中国方面，时至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李贵连教授等学者也开始发现这一点，其中主要借用了实藤惠秀教授所提供的资料。文章来源：《中外法学》2020年第2期。[65]梁启超，见前注[58]，第3页。
在此顺便值得一提的是，迄今为止中国学者提出权利一词创制于中国之论断时，已引用到该书中的资料，但均转引自实藤惠秀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而且所引用的只是其中大槻文彦对这一情形的介述，而非上引该书中箕作麟祥的原话部分。但在东亚传统文化中，本来并无与right (英语)、droit(法语)、regt(荷兰语)等西方的权利概念完全对应的类似观念及用语。
但时至梁启超流亡日本之时的19世纪末，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在日本的影响已大为削弱，竟然达到等同废品屑物的地步。在耶林那里，权利与法律二者之间密切相关，乃是主观的recht和客观的recht之间的关系。
[23] 当然，人权一词在《泰西国法论》中也具有多义性。[47]大野达司等，见前注[12]，第11-13页。
对此，安婧如剀切地指出：早期中国权利话语的核心是把国家视为权利的主体。有关福泽谕吉对梁启超的《新民说》的影响，参见狭间直树编，见前注[54]，第62-467页。[21]有关人权、基本权利概念在中国的移植，可参见韩大元：基本权利概念在中国的起源与演变，《中国法学》2009年第6期，第18-25页。这种自由权利主体在其思想构造中取得了个人的形象，而且受到了福泽谕吉有关人民独立的精神说的影响。
[21] 具体而言，该书在开篇之前设《凡例》，其文字多体现了译者津田本人的思想，内中介绍了刚结束不久的美国黑奴解放运动，并接着写道： 法论之本意在于保人人自立自主之权。[33] 但这种观点也受到诸多日本学者的批评。
[53]参见王人博：《民权词义考》，载王人博《法的中国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81页。氏著有权利之观念一文，文中指出权利名词来自日本，并认为曾留学荷兰日本法家须田博士(Dr. Tsuda)著《西洋公法论》(A Treatieson WesternPublicLaw)(1868)始用权利二字，表示西洋之权利观念。
併し、何も私が発明したと云ふのでは無いから、専売特許は得はしませぬ、(喝采、笑)支那訳の万国公法に「ライト」と「オブリゲーション」と云ふ字を、権利義務と訳してありましたから、それを抜きましたので、何も盗んだのではありませぬ。[76]狭间直树编，见前注[54]，第67页。
而在这之前的很长一段时期(可追溯到16世纪末利玛窦来华时期)，西方各国传教士来华，即已开始了西学迻译和新词创制的活动，其间还吸收了中国知识人的参与，后期甚至由清政府方面直接主导，其中部分译词亦时有流向日本。[59]参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5-288页。参见加藤弘之：《人権新説(第三版)》，谷山楼蔵版1884年版。[13]参见渡部万藏：《現行法律語の史的考察》，万里阁书房1930年版，第55-56页。
这又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该词原有内涵的意义变迁。根据日本学者的研究，西周和津田其实均读过丁韪良汉译《万国公法》。
[24]此处的人权，是与民法上的物权约束(契约)相并列的一个概念，实相当于民法上的人身权。当然，梁启超的自由权利观也具有流动性，大略可分为几个不同的时期：早在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即开始关注和鼓吹民权。
赵明即认为，权利观念和思想之所以能够在近代中国被引入并得以发生，除了西学的冲击和现实的社会根源等动力因素之外，中国传统政治法律思想文化自身的内在演变也为之提供了一定的资源。历史学者实藤惠秀教授在《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中对此即有介绍，[11]法学者的利谷信义教授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所出版的著作中亦揭示了这一点。
